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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記者 蔡木子
　　“上海自貿區不是政策窪地，而是制度創新區。”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長，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主任艾寶俊昨日在省委中心組集中學習上開講，解讀上海自貿區的成立背景、推進情況和實踐體會。
　　近兩個小時的時間里，艾寶俊說得最多的是體制機制改革、政府管理模式的轉變。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如何讓政府管得少一些、好一些，這或許是上海自貿區可以帶給武漢的啟示。
　　管得少
　　政府管理從“事前”移至“事中事後”
　　“新加坡和荷蘭的海關效率是全世界最高的，但走私犯罪卻很少，政府監管水平會直接影響企業的運行成本和效率。”艾寶俊說。
　　管得更少，不見得管得不好。上海自貿區“負面清單”的嘗試正有此意。
　　艾寶俊介紹，在外商投資領域，全球77個國家採用“負面清單”管理方式，而我國此前主要採用的是“正面清單”為主的管理方式。
　　因此，制定“負面清單”成為上海自貿區的工作之一。這項措施本是針對自貿區外商投資準入管理，但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，並帶來對政府治理思維方式的思考。
　　“坦率說，負面清單的概念已被進一步拓展，成為政府管理的一種普遍性思維方式。”在上海自貿區的幾大改革中，都能窺見“負面清單”的理念。艾寶俊介紹，如貿易監管體制改革中，38項海關審批被減少至14項；在金融制度改革中，利率市場化幅度進一步擴大；在服務業開放改革中，取消了23項外資準入限制性措施。
　　艾寶俊不否認“負面清單”式管理的難度，“負面清單”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艾寶俊坦言，已經納入“負面清單”的事項怎麼審批，有哪些審批條件，也還沒有完全交代清楚，這也是上海自貿區2014年版“負面清單”需要完善的內容。
　　管得好
　　有些事社會監督或比政府監督更有效
　　“進一步的開放會不會引起系統性、區域性風險？同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一樣，此次上海自貿區的再開放嘗試，也引起過這樣的擔心。”艾寶俊坦言。
　　他介紹，上海自貿區改革正同步建立風險控制性的制度設計，包括安全審查制度、反壟斷審查機制、社會信用體系、企業年報公示和經營異常名錄製度、信息共享和綜合執法制度、社會力量監管制度。
　　艾寶俊認為，上述過程監管制度中，尤其重要的是社會監督體制的建立和推廣。他舉例，上海從3年前就已啟動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服務平臺建設，以工商法人庫、公安人口庫為基礎，嫁接各職能部門信息後，擬對政府全面公開，對社會部分公開，對個人所授權的主體公開。公開多帶來的壓力會倒逼企業、個人重視自己的信用，“社會監督或比政府監督更有效”。
　　艾寶俊透露，上海自貿區將推動政府信息進一步公開，“政府制定任何一個制度，都要聽取各方意見，不能自己開一個會就決定；政策制定後，至少要3—6個月才能開始執行，實現社會經濟主體對政府政策可預期”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負面清單”成政府管理普遍思維）